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成就，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飞跃所引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功取得了意识形态领导权，而且立足中国问题自觉建构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总结和学习西柏坡时期党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具有重要镜鉴作用。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期望在“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为依据，通过追问一系列现实问题，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时代化的转化，形成了对这一时期历史任务的问题研判和理论审思。

（一）总体目标的话语设立：怎样从破坏旧世界转向建设新世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政党，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是各种各样的反抗和反抗性诉求，那么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则强化了革命的思想性。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革命的转型，是要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来完成“建设新世界”的中心工作。早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强调，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批判旧世界的革命话语是在革命语境下使用的，当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原有话语的概念形式等已经不适应发展，迫切需要创造“建设新世界”的建设性话语。

面对和平和建设即将成为历史实践的主题，中国共产党清晰地认识到“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而战争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生产建设，将“建设”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之中，回答了“怎样从破坏旧世界转向建设新世界”的历史性课题，设立了这一时期的总体目标话语。1947年朱德在和冀中各经济部门负责同志多次谈话中指出，发展经济是我们党的长期打算，“目前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就是给将来社会主义建设打基础，一切建设都要有长期打算”。1948年，三大战役还没有开始，周恩来就富有远见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纲领，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同旧民主主义、旧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他还提到工业与商业的区别，金融斗争，公营、私营与合作社三种经济，旧资本主义合理化，工厂委员会与厂长负责制等内容。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党要立即开始着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并把恢复生产建设作为这一时期的重点工作。此外，中国共产党清晰地认识到，稳定工人，改善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站稳脚跟的基础。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部署了农业、工业、交通等建设任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建设”这个主题，逐步形成了与自身路线、方针、政策等相适应的话语概念。比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完整地总结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还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要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工业国，等等。这些理论话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建设话语体系，为更好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开拓了道路。

（二）角色调整的话语形塑：从夺取全国政权到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

西柏坡时期，国内革命局势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相应的中国共产党也将“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将结束暴力斗争的革命方式，回答“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这一历史命题，完成角色调整的话语形塑。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举行党的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十分不易，而巩固这个胜利更为不易。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政权和巩固执政基础作了充分准备。

首先，中国共产党回答了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的问题。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释了民主和专政的内涵，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相结合。这些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使得全党获得统一认知，并赢得了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之后，党更加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九月会议基本决议》对人民民主专政作了明确规定，即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些决议的形成清晰地回答了“如何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问题。

在“长期执政”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通过提高危机意识、提升拒腐防变能力等加强自身建设，做好抵御风险的思想准备。围绕“如何当好执政党”这一新的重大历史使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特别告诫全党不要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毛泽东向全党同志郑重提出“两个务必”的政治要求，并提出要给人民一个合格答卷的“赶考”政治承诺。毛泽东用“赶考”比喻执政，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走群众路线、从严治党的决心，也对如何做到长期执政在自身建设上指明了方向。这一时期，党中央先后发出《执行报告制度的重要性》《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指示要求，确保了党中央对革命的全面领导，为实现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和顺利实现党的角色转换、推动中国共产党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一个新世界”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此外，党中央还建立了一套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执政体制机制，对国体、政体、党政制度、外交方略、民族政策等众多方面进行了规范，为全面执政提供了制度保障。总之，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从治国理政方面定制立规，完成了“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角色调整的话语形塑。

（三）工作方位的话语转化：如何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有多次历史转折期。西柏坡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由被动现代化转向主动现代化的重要转折点，也是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终点、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起点。

1944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必须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作为一样重要的任务。此后，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很多重要城市，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已迫在眉睫。周恩来把这里当作党执政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深知，城市只有发展生产，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因此，中国共产党面临“怎么样转向城市”的工作方位转化，能否确保城市生产功能的复苏、生产的正常运行成为工作重心的关键，也是对未来执政能力的一个考验。这一时期，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攻克城市时，首先要注意保持城市的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他还强调“一切作长期打算”。1948年6月，中共中央再次强调：与在内战和抗战时期长期没有城市不同，现在有了城市应当予以爱护并发挥其效能，没有城市支援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不论是军人、党政人员还是人民，都应把城市看作是最后胜利的重要力量，防止破坏城市和工商业。对此，陈云提出了要采取“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针。这个方针和形成的相关报告对全国城市的接管工作发挥了重要借鉴作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转移问题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着重讨论的问题。全会认为，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实践证明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并且是成功的，但是经过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开始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同时全会指出，虽然重心移到了城市，但是要注意城乡兼顾，会议还深入讨论了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学会政治斗争、文化斗争、外交斗争，会议还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工业生产、商业工作、银行工作等。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工作由农村向城市的全方位转换作为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一个必然要求。

（四）社会转型的话语建构：怎样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西柏坡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即将迎来全面收官，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准备条件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对的现实问题。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此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广大中国人民的先进代表，即将上升为领导力量并以执政党的面貌出现，随着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构建，党意识到将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面临重大历史转变，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建设到一定程度之后，将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没有只存在于理论层面，即只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体系的抽象描绘，而是以“怎样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核心议题，建构了一系列关于社会转型基本方向、基本特点、基本策略的理论话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就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建设方针政策作出一系列规定。毛泽东指出：“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此外，中国共产党为了使新政权在美苏对抗的国际格局中生存下来，并保持马克思主义话语革命取向，也从世界的“中间地带”选择了向苏联的“一边倒”。这一表态不但明示了新政权的外交倾向，而且指出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发展路向。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党和国家实现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功充分证明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一）实现话语权转型：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巩固

西柏坡时期理论成效显著，不仅实现了话语权转型，而且为理论强党、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引领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发展、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话语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撑，推动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巩固。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指明前进方向。同时，党的建设理论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此外，西柏坡时期制定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逐步得到人民的认同，如艾思奇所言，“在学习者的头脑中，多少有系统地树立起了一些新的观点，初步认识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一时期人们从内心深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理解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总之，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推进，“既确定世界观，也确定与此世界相适应的行为准则”，最终赢得了意识形态领导权。

（二）赢得思想领导权：为党确立执政合法性做准备

西柏坡时期，思想界异常活跃，既有党外两种前途命运的思想交锋，也有对革命的恐惧心理和错误认知，革命队伍中也出现了思想、组织的不纯洁等问题。社会各阶级都设法为本阶级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利益，期盼通过本阶级的努力能够为中国走上复兴指明道路。最终，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一步开拓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预防和克服了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并在长期执政实践中不断探索、丰富和发展。

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统治阶级维持统治要行使“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即意识形态领导权。获取思想领导权既是革命阶级夺取政权的前提条件，也是革命阶级掌握政权后建立统一思想的先导和巩固新政权的基础与保障。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确立的相关论述以“党的建设”思想存在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之中。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告诫全党坚持“两个务必”、继续“赶考”。从“赶考”的角度提出执政党“合法性”的问题，可以看出，即使以西方的话语体系来审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也完全是理直气壮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已经有了深刻的底线思维、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已经非常丰富，除了武装斗争的胜利以及解放区建设的成就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坚定的理想信条，帮助党赢得了思想领导权和执政合法性。

（三）促进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理论修养和思想觉悟的提高

西柏坡时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对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西柏坡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时期，我们党特别重视夯实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基础，坚定政治信仰。这一时期，党中央着力开展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党中央要求全党学习贯彻落实七大以来党的创新理论，努力提高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理论水平与思想觉悟，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建设一个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向全国执政过渡提供了有力政治保障。在从宣传动员到学习掌握党的政策策略、从组织整顿到向党的理论提高的过程中，党对意识形态的宣传和介绍，推动了人民群众对其的关注度。在党中央号召下，各级党组织通过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教育普及，不仅有力地支持了快速发展的革命斗争实践，而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理论教育活动有机衔接了起来。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出版马列主义基本著作，创办进步报刊和红色出版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推动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并提高理论水平，从而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深入社会实践和人民大众。

（四）推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期探索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通过设计研究、谋划中国未来，推动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期探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蓝图的独立思考可能不如党的八大前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探索深入成熟，但是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路径的探索，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巨大的创造性。在话语体系中，诸如“两个务必”“进京赶考”“人民民主专政”“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话语，阐明了西柏坡时期所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性课题，准确、有效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正确理论，那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则深刻阐发并深化了这一理论。西柏坡时期，党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广泛宣传的“中国的东西”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期探索，是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独特政治制度，是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选择，最早也是在西柏坡时期完成的。此外，毛泽东用“进京赶考”的特色表达，诠释了党的角色转变，除去政治话语方面，对经济构成、文化构建也有中国特色的认识，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自身独特国情、历史特点和革命发展，从中国具体实践出发所作的创新和探索，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西柏坡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两条道路的转折点、交汇点的伟大理论创造，对于坚定“道路自信”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历史又到了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重温西柏坡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担当践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引领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并进行话语引领，是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和保障，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应有之义。历史证明，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必须要牢牢掌握在真正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干部队伍手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科学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做指导，那么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将因缺乏动力和方向而杂乱无序。”因此，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重视理论武装对于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关系我国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重大制度创新，同时也是我们党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我们要深刻把握坚持这一根本制度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在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夯实意识形态建设的根基。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其他社会思潮。

（二）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以实现时代化为诉求进行话语创新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党的中心工作统一起来，打造了一套既具政治性又富真理性的话语体系，使之成为这一时期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相配合的有力武器，最终实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由实践摸索阶段向科学的顶层设计上的转变。由此可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去创新理论话语，实现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与时代话语相互转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规律。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要求，必须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善于把握中心任务和解决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带动全局工作，是党的重要历史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新时代新征程，要牢牢把握党的中心任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撑。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推进大众化为旨归进行话语赋权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明确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这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把人民作为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正因为这一时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它才能真正将其存在、发展的基础融入其大众化的过程中，在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中发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治与民众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构的成功之道，更是中国共产党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胜利之道，是人间正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扩大马克思主义话语影响必须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马克思主义真正融入人民群众之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认同和接受，这样才能够将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达到改造世界的根本目的。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把人民作为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成功、兴旺发达。只有牢牢站稳人民立场，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的实践逻辑，才能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

（四）讲好中国故事，以中国化为指向进行话语建构

“一个话语贫困的国家不可能占据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强国。”20世纪40年代，就有西方学者讨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自主性，认为“中共是相当大的程度上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问题”，自觉建构并初步形成了执政党建设理论和新政权建设理论，遵循“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城乡统筹兼顾”的发展思路，开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政策体系，开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伟大事业的新篇章。历史和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伟大事业，必须立足中国特色、总结时代经验，不断做出理论概括，打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通过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因此，新时代新征程，要在不断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迈入新境界，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三个务必”是对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的创新发展。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伟大而艰巨，我们深知只有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才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我们相信一个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放、宽容、自信、创新的中国也将带来更大奇迹。